#16 如何从“过去三年”里走出来？

青年志在新平台的第一封邮件

Feb 17, 2023

青年志的朋友，展信佳：

我是阳少，这是我们更换平台后，给你写的第一封信。

不知你最近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：日历上写着2023，再也不用扫码或做核酸，一切都被推向了新的一年，但一些残影，或者说余震，仍不时袭来。你想要投入新生活，周遭的事物也在鼓动着你，可身体并未完全做好准备，它显得迟顿且怀疑。

这种感觉在春节期间烟花被特例允许燃放的地方尤为明显，今年烟花特别多，从官府到民间，似乎都有意让新年来得更猛烈一些。“加特林”——高射速轮转机枪的名字如今成了最流行的烟花款式。仿佛今年的辞旧迎新根本不是一发两发烟花可以完成的，而是要668发（数字来源：GQ报道《今年，我们为什么如此需要一场烟花》）。

人们在努力“结束”2022。我也违背了听【反派影评】时默默许下的诺言：在中国电影彻底恢复正常之前，不去影院看主旋律大片。今年春节档，我看了三部电影，分别是《无名》、《满江红》和《深海》。另外，我也在一周内以一天五集的速度补完了《狂飙》。

在看电影和看烟花的时候，我不时会想起来在“里面”的朋友，总觉得她也应该过一个该有的春节。因为去年11月底那三天的一些事情，从12月18日到现在，她一直没法获得应有的自由。她并非什么“异议人士”，只是一个以写稿为生、对当代艺术和音乐感兴趣的普通青年。在巨大且不对称的尺度中，她很可能会承担远超于她身份所能承担的代价与刑罚。

这忽然闪现的残影，不时扰乱着春节的“喜庆”。与之相对应的时刻，则是在节后，土耳其地震连续爆发之时，除了日常更新的相关新闻短讯，人们正热火朝天讨论的，是ChatGPT将如何引爆新一轮的认知革命与创业热潮。尽管这是一个需要通过特殊手段才能接触到的软件，尽管我们都清楚在此地的大环境下，“直言不讳”的AI将迎来怎样符合国情的在地化处理。

有人说，在历经这三年后，国人对痛苦的共情阈值提高了，因而对不那么“近”的痛苦选择性忽视，扫一眼转头就奔赴自己的小日子，而ChatGPT恰好是能让这小日子在安全区里变得有点儿不一样的谈资。项飙老师在接受《文化纵横》专访时则说：“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我称之为“去记忆”，“去记忆”的意思，不是忘记，而是刻意的不去记住。”

人们越是想要迎新，就越是容易回避旧的问题与新的痛苦。即使我所在的行业，要求我应该具备“无尽的远方，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”这一良好品质，但我发现自己也暂时找不到支点去践行，并向更多的人阐释这一点。

“我知道这很重要，但我为什么要去关心？”这一问题悬置在我们亟待重建的生活与或远或近的新闻之间，很多时候我不知该怎样回答，也无法全身心投入所谓崭新生活。于是在2023年的开端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于一道奇怪的裂缝中，犹如时间的真空地带，脑海中反复盘算着，我们所处的世界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那一部分，究竟是什么？

重归日常之际，“过去三年”的余震也许会反复以“武汉医保改革”的变体出现，人们也习惯于以“过去三年”作为外部环境的归因尺度。但很有可能，这个尺度可以被拉长到过去三十年，这恰恰是我看《狂飙》时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，最受好评的前26集都发生在2001-2006年，一旦回到当下，指导组像“外星文明”一样出现，只讲述“铁一般事实”的结果，不再呈现细节与过程。

那正是经济腾飞和充满机会的年代，城镇化的步伐加速，土地、财富和权力的关系更为紧密与微妙。主创充分展示了“狂飙突进”的社会暗面：在现代化外衣之下，前现代的宗族纽带、家长父权及官本位思维如何内嵌其中并发挥主导作用。权力结构催生了高启强，甚至也需要高启强。

“过去三年”，很多人感觉自己靠努力挣得的财富并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，甚至失去了基本的尊严。但就像《狂飙》所表现的那样，不同人群在不同阶段都多少遭遇过相应的对待，诸如强拆、高利贷……只是没有哪一次能像“过去三年”这般系统、普遍且光明正大。此外，还有大量的人群一直“失落”着，从未感受过阶段性的红利。

2021年年终策划的深圳沙龙现场上，袁长庚老师说，过去三十年的“速度”只是历史的例外状态，我们不得不理解“慢”，不是刻意地慢下来，品味生活，而是重新梳理那些被遗漏的经验与事实，来理解当下的种种现象。

我想，如果我们希望从“过去三年”的伤痛中痊愈乃至复苏，可能真的需要回头，去重新梳理自我与人生经验，去了解那些早已存在，但在前进浪潮中并未显现的缺失与哀鸣。

春节，时隔一年多的时间，我回到了深圳。工地稍息，崭新的城市综合体招商寥寥，邓小平画像前的广场布满了层层围栏，两侧停着警用依维柯。据说，深圳去年流失了将近1/4的人口。

看到此情此景，我心中生出了复杂的情绪，我知道自己是这座城市和那个时代的受益者，但我并不想怀念它，或者坚持认为那就是历史唯一的答案。我想起了何伟笔下的深圳，那是1999年：

在深圳当地，没有什么居民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大型的试验。然而他们感到了前路的不确定；他们把这座城市的发展形容为一名当权者施恩的结果，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……还有一回，我和一个来自湖南省的出租车司机聊天，他说：‘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办的。一个人出来说，我们要干什么，然后就干成了。这就是社会主义。’
——《一夜之城》